陶艺文化论文范文
陶艺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1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文化创意产业是首都北京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首都文化软实力，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大力推动和快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首都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新的增长点，全国文化中心地位更加稳固。
1.2创意农业潜在优势明显创意农业是生产者在田间“生产”文化，让广大消费者“消费”文化，创意农业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效地提升了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功能，是首都郊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一条新途径，是首都城乡和谐发展、富裕郊区农民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北京郊区以创意为理念，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以科技为手段，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支撑，积极开发创意农业产品，取得了积极成果，彰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
1.3会展农业走向国际舞台北京的会展农业经历了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规模逐步扩大，场馆建设逐渐专业化，成为郊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十一五”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全市会展农业发展的区域布局进行科学谋划，编制了切实可行的会展农业发展规划，研究出台具体的扶持和引导实施意见，引导全市会展农业步入有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从提升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角度看，会展农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4葡萄酒庄产业前景广阔近年来，国内主要葡萄酒企业等都到北京考察和建立基地，设计档次高，显示了北京酒庄葡萄酒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如延庆县规划延庆松山酒庄葡萄酒产业带，长城葡萄酒文化城也在设计之中；密云县策划101葡萄酒产业带，平谷区研讨和规划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旅游中葡萄酒产业的定位和建设，北京葡萄酒企业也加大了葡萄酒的市场营销和文化推广活动，对北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北京发展葡萄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问题
2.1葡萄产业发展需要统一规划基于具体的地理特点，北京各区县及乡镇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发展当地葡萄产业。在北京市农业系统，计划“十二五”期间计划完成2666.7hm²酿酒葡萄（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抗寒优质（不埋土、含糖量高酒用葡萄）及酒庄发展规划。各区县如房山区制定高端葡萄酒产业发展若干意见（试行）、延庆县制定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密云县及通州区、大兴区相关乡镇也制定了葡萄产业发展规划。从北京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角度来看，在市级层面缺乏葡萄产业发展统一规划，特别是缺乏全市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
2.2葡萄产业延伸链条仍需提高以葡萄为原料的企业是葡萄产业发展链条的重要环节，这一链条仍需提高。就葡萄酒行业来看，北京本地品牌相对薄弱，如葡萄酒酿造企业在延庆县发展存在一定的政策性障碍。另外，在葡萄产业与丰富的旅游资源结合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能真正集休闲、观光、采摘功能于一体的葡萄园不多，其旅游功能尚未被完全开发。
2.3葡萄市场销售方式较为传统我国没有形成良好的葡萄酒文化氛围，葡萄酒旅游开发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区域葡萄酒产业的宣传，原产地命名工作尚未开展，如延庆地区生产的葡萄缺乏过硬的品牌。虽然部分葡萄品牌的品质良好，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组织营销不到位、包装档次较低等原因，其在销售上还未取得明显优势，经济效益尚未体现出来。
2.4葡萄酒产业缺乏相关的产业扶持政策葡萄酒产业是一个涉及一、二、三产业的综合产业，产业链长，涉及管理的相关政府部门多。目前，葡萄酒产业科技支持不足，我国以及北京在该领域的科技投入微乎其微，科技的投入主要来自于企业。而葡萄酒产业是一个高科技的产业，葡萄酒产业是一个直面三农的产业，对北京郊区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制定相关的产业扶持政策。
3北京葡萄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向和措施
依托北京市先进的农业科技水平和本镇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为目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做大做强“葡萄产业”为手段，注重葡萄产业的文化表达，融合文化元素，充分发挥文化功能，发展创意葡萄产业、休闲葡萄农业，为使北京葡萄产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形成强势、优势产业。另外，还要支持以葡萄酒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北京葡萄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向和措施如下。
3.1推动北京葡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葡萄园文化景观展示了在人类与自然环境长达数世纪之久的互动下，把当地资源做了最有效地运用，进而生产高价值酒品的杰出例证。葡萄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新兴的特色文化产业，是新时期的朝阳产业，使文化发挥出巨大的效益。丰富葡萄产业的内容，增强葡萄产业的吸引力，展现地方文化旅游的特色和亮点，把“葡萄文化”为主题的会展农业作为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共同建立葡萄产业专业管理机构，研究和制定葡萄产业发展战略，加快相关产业扶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葡萄产业尽快成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要产业，促进郊区经济的发展。
3.2创建良好的北京葡萄文化创意氛围葡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在发展中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使生态、生产和市场相融合，使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农业园林经管得以和谐统一，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一项产业的发展必需有一定的文化支撑，全面创建以葡萄种植观光园区为基础、以葡萄酒酒庄特色为核心、以相关酒文化产品（音乐、书画、纪念品等）为辅助的全方位的葡萄酒文化。北京地区在葡萄产业与丰富的旅游资源结合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一定成绩。举办葡萄节作为葡萄营销的一种有效途径，突出“葡萄为媒”这个平台，让葡萄回归本色，让葡萄唱主角。通过葡萄节，去品尝飘香溢蜜的葡萄瓜果、倾听葡萄园里动人的情歌，感受葡萄架下风情歌舞。发展鲜食葡萄产业则要提升葡萄生产园区的品质，为其注入文化内涵，生产鲜食葡萄的种植园也应拓展其采摘、观光等旅游功能。
3.3加大葡萄酒庄文化市场培育葡萄酒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葡萄酒的地方，更是一位人类发展历史的见证者，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理念，一种信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一种独有的酒庄文化。葡萄酒庄旅游是国际上的高端旅游产品，葡萄酒庄通过种植园经济让葡萄种植园与文化产业、工业、旅游产业挂钩，汇聚四大产业的利润，将单纯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资产，在欣赏葡萄园美景、品尝葡萄美酒的同时让游客感受葡萄酒的文化内涵；加大葡萄酒庄文化市场培育，广泛挖掘社会力量参与葡萄酒文化创建，促进葡萄产业园区能真正集休闲、观光、采摘功能于一体，使这一高端旅游休闲产业走向国际化，促进房山区城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集约、协调发展。
陶艺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传统陶瓷艺术教学中老师们应该适当的创新改革一下。首先，老师们应该以更加丰富的知识充实自己，这样才能使课堂知识新鲜丰富生动起来，保持学生们的新鲜感，才能充分的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其次，理论结合实践。陶瓷艺术课中如果只是空洞洞讲理论的话，即是兴趣多么浓烈迟早也是会消散的。老师们可以在陶瓷艺术课中适当的增加实践课的比重，使得课堂不那么乏味单调。最后，在陶瓷艺术理论课的讲解方面，力求把深层次的东西挖的更清晰明了，这样学生们才能更好的领悟和掌握陶瓷艺术的理论知识，才有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2现代模式的陶艺教学
现代陶艺虽然仍以传统陶艺为基础，但是经过现代的一些思想艺术流派的影响，在一些观念和部分技艺上已经大不一样了，有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有了自己的工艺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情感在现代的陶瓷艺术作品中融会贯通，对于同一陶瓷艺术作品，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在陶瓷艺术课的教学中可以以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采用这种教学模式会使课堂生动活泼起来，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互动性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以各自的文化交流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多样化的历史文化产物具有极大的魅力。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片沃土的成功典型去发扬陶瓷艺术。陶瓷艺术技法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老师应该积极的引导学生从作品中吸取经验，同时还要能够举一反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掌握，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创新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所以对于现代的陶瓷艺术教学和学习亦是如此。老师们应该着重的去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以及提高其创新能力，而且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有毅力。因为所有的创新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他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繁复实践才能得以证明。所以老师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挑选一些视频去给学生们看，让他们知道好作品的产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期间需要历经多少的风风雨雨，让同学们明白任何事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成功的，让学生们能有所领悟、有所感想，这样不仅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斗志，还能从侧面达到育人的目的。
3总结
陶艺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美术家协会外联部的青年美术家刘中在“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上以10幅作品的规模在大会上举办了个人特展。他在《冠》、《祥》、《崛》等多幅作品中巧妙地融入了五环、祥云、鸟巢及其他体育元素，独特的创意和风格令人叫绝。这种大胆的创作促进了体育和艺术的近距离接触，促进了体育和艺术跨学科的交流，为体育文化和艺术的融合谱写了新篇。“新北京，新奥运—体育雕塑展”在北京展览58天，盛况空前。共有83件作品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作者们以充分的激情，用雕塑语言表达了祝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的心愿。雕塑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他通过一些人们熟知的运动项目，充分利用体育元素的潜在影响力，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同时拉近了人们和雕塑的距离。
国内体育元素和陶瓷艺术关联性的研究不多，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论文和著作更少，通过收集和梳理发现主要是从体育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关联性进行研究。“陶瓷从远古时期起就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作为一种载体，记录了人类的体育实践。他认为陶瓷独特的造型和内涵，为研究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实物依据”。这也是我们人类祖先最早把体育元素和陶瓷结合在一起的物证，这些珍贵的古陶瓷足以证明体育元素和陶瓷可以很好的结合的，他不仅是艺术的交流，还是文化的交流，更是生活的交流“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体育运动为陶瓷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陶瓷制品在了解探寻体育运动历史方面，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方面都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景德镇陶瓷文化和体育文化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他们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意无意的相互交流，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时代造就了两个文化相互融合的紧迫性，如果她们融会贯通将推动两个文化高速前进，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为体育文化的传承，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不管是研究还是实际的作品都展现了体育元素和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融合，特别是奥运会上的474件“景德镇奥运瓷”及七十三款陶瓷的奥运特许商品，他们以时尚的外形、丰富的内涵、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充分的说明了体育元素对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的价值。
2．结语
陶艺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美国华裔
华裔问题是中国移民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对当代华裔移民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持普遍的肯定与赞誉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邓肯•拉塞尔（Duncan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来华裔不仅实现了从“永久外国人”到“模范少数”的转变，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群构建有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朱晓燕教授对拉塞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华裔形象在过去两百年间从“黄祸”变为模范少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认识。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及硕士生宋敏峰则指出，华裔在发展自身和繁荣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诸多领域参与了中美关系，对提升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有积极作用。华裔社会组织的功能也是学者们所注意的。暨南大学李爱慧副教授肯定了“美华协会”（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该协会成立初衷是为华裔争取民权和推动华裔参政。1980年代以来，该协会发展为亚裔的联合组织，在维护亚裔权利、支持亚裔候选人和推动亚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佐治亚大学博士生杜丹辨析了华裔秘密帮派的双面性。她承认，唐人街秘密帮派不乏从事、鸦片及等非法活动者，但它们也有向弱势华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机会，帮助他们免受歧视的一面。而且，随着唐人街华裔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其集体意识的提高，华裔帮派冲突减少，形象日益积极。
2．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认为，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宗教信仰中的灵性经历做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做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张聚国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历史命运做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认同观。她认为，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3．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4．美国移民政策和奥巴马时期种族关系
陶艺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护士语言的运用原则
语言在护理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语言修养，是现代护士必备的条件，面对群体患者如何运用语言艺术，是我们医护人员应该重视和探讨的一项内容。我认为在护理工作中，语言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语言要规范化
语言规范是指语言要符合语言学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发音清晰，语音准确，让病人听清听懂。语言交流要有系统性、逻辑性。只有这样，护士在汇报病情及与病人交谈，包括向家属交待病情时，才能做到语言精练，表达明确。
2语言要有情感性
护士对病人的语言要富有情感性，这首先取决于护士的情感控制与调节，这就要求护士上班时进入角色，不应该把个人家庭的烦恼迁延到工作中，应同情、尊重病人，运用礼貌用语，尤其对病人称呼，这是病人对医院及其医护人员的第一印像，称呼得当，首先使病人对你产生信任感。
3语言要有安慰性
护士对病人应使用安慰性语言，这对诊治过程中的病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病人患病在身，在心理上、躯体上都有痛苦，在治疗过程中，适当运用安慰性语言，会使病人感到护士对他具有同情心和责任感。
4要注意巧用避讳语
护士这个职业要求护士必须将患者的护理过程及护理规程向患者做全面的讲解。这样就导致护士必须经常对患者说一些不便直接说明的话题或内容，如“耳聋”“腿跛”等。这时护理工作者就需要使用一些避讳语来进行委婉的表达，例如将“耳聋”改为“重听”，将“腿跛”改为“腿脚不方便”等。
语言要遵循道德规则
护士语言的表达要符合道德规则，语言的道德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严肃性：护士温柔的语言中带有几分自尊，既能体现出“同志式”的交际，又能使病人感到护理工作的严肃性。反之，说话随便，嘻嘻哈哈，会使病人感到不安全。
（2）高尚性：护士在岗的谈话内容，应限于医护方面或围绕本职业务范围内，不应在病人面前议论他人他事，更不应该谈论医院内部的矛盾及医护人员之间的是非。
陶艺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高校班主任管理工作的艺术
高校班主任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随着社会多元化导致学生思想的多样化、复杂化，班级管理工作是一种艺术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复合体，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教育原则与教育机智的高度统一。
1.学习激励内外结合
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外来的行为对教育主体的期望，可以转化成一股巨大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主体的追求和实现。作为班主任，要采取不同的引导方式，将动机与学生的兴趣、目标结合起来。利用学生自身的内部动力和学校的教育环境、社会环境，通过与学生的不断沟通、磨合，帮助学生把有利于专业学习的动机转化为有利因素，从而达到激发学生进行专业学习的热情。
班主任不能决定学生的发展轨迹，但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关建议，帮助学生尽早进行学业、就业和创业规划，提供参考，避免他们走冤枉路。和学生相比，我具有年龄、阅历优势，而且从旁观者的角度，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提供建议和意见。有的学生锐意进取，有的学生勤勉好学，有的踏实肯干，我针对他们的性格特点、个人意愿，分别建议他们独立创业、继续学业或应届就业。学生并不清楚自己的优势和特点，盲目跟风对他们的发展非常不利。
2.生活管理远近适宜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高校班主任对大学生生活的管理应当远近适宜，如果逾越了师生界限，与学生不分彼此，必将失去了引领和影响的作用，例如，有的班级管理不善形成帮派，班主任参与纷争，偏袒一方，有失公允，虽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学生普遍对其不满，最终失去了协调、管理的权威性。可见班主任在生活管理过程中，需要有“距离”意识。
和全体学生等距离。在实际工作中，有的班主任过分依赖班委，对班委违反班规校纪视而不见，降低了教师、班委的威信，最终班级管理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被动局面。所以班主任要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普遍接触学生，听取学生意见，对班委严格要求，不合格的班委需及时更换。
和科任老师近距离。班主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听取班级科任老师对本班的意见或建议，可以邀请科任老师参加班会，也可以利用课前课后、茶余饭后等业余时间进行沟通交流，同时把学生的意见或建议反馈给科任老师，通过自己的努力增进师生间的了解与信任。和是非纷争远距离。班主任作为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联系的纽带，，必须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是非纷争面前，班主任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的奋斗目标，疏导学生的不良情绪，化解各方矛盾，处理好相互关系，争取实现学校、老师和学生“多方共赢”。
3.班级管理收放有度
大学四年的管理各有侧重，如果班主任“收”“放”自如、合理利用，工作能得心应手、事半功倍。大一是习惯养成阶段，班主任的管理特点是“管”；大二是定势引导阶段，班主任管理侧重“引”；大三是理智自持阶段，班主任管理重在“放”；大四是集中减少阶段，班级容易松懈涣散，班主任特别注意“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
“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你也不是我，是孩子队伍中最进步的孩子。”实践证明，班主任放手让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可以为学生提供能力锻炼的机会，营造班级民主氛围，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我在班级管理中，班干部让学生民主选举，事情让学生自己完成，想法让学生畅所欲言，成就归学生共同分享。全班32名学生，毕业前发展共产党员17名，大学四年获得集体荣誉共24项，校系多次评我为优秀班主任，并给予一定额度的奖金，我全部充作班费，因为这些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理应共同享受。根据认知主义的成就动机理论和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理论，让学生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同时，激发了他更顽强的动力。
“收”与“放”是相辅相成的，“放”的目的是形成班级宽松和谐的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收”则旨在加强纪律的约束，形成班集体的规章制度。一个班级的基调是团结还是涣散，向上还是懒散，在它成立后两个月之内就初步定型了，所以班主任要尽早确定班委会，明确班规校纪，正确引导班级舆论，打好良好班风的基础。
高校班主任管理工作对教师的要求
高校班主任工作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更是一种创造，需要班主任用脑、用心、用脚去探索和研究管理工作的艺术，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工作积极性，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
1.用脑工作
高校班主任工作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教师需要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学习管理学、心理学和学生的专业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班级管理工作中。从管理学的角度，人本管理更能“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体验自我成就感是学生树立自信、超越自卑的最有效途径，所以，班主任放手让学生自我管理不失为促进学生自我成长的良策。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不同学生的心理特点达到有的放矢，对有对立心理的学生，找贴近点，消融防御心理，促其敞开心扉；对有自卑心理的学生，找闪光点，激励其振作精神，燃起发奋之火；对有迷茫心理的学生，找醒悟点，启发引导，指出努力方向；对有失望心理的学生，找平衡点，疏导沟通，调整其看问题的角度和视野。班主任既是班级建设的设计者，又是班集体的灵魂和核心。班主任是素质优良的道德感召者，观念超前、充满睿智和人格魅力的哲者，是学生思想精神层面的陪伴者和领路人。
2.用心工作
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经历不同，性格迥异，需要班主任付出更多的爱心、细心、耐心和恒心。我在平时的工作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我和学生们不能天天见面，就在飞信上随时关注学生们的心情状态，及时了解，及时沟通和疏导。我把学生的生日制作成表格，到时给他们发祝贺短信。当学生知道老师如此关心和关注他们时，开心程度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了解学生要从原生家庭入手，有的放矢做好工作。学生柳X，暴力孤僻，和同学相处很不愉快。经过了解，知道他父母早年离异，相互推诿抚养责任，而且父亲有暴力倾向。他想和同学们好好相处，但由于长期形成的性格心理，妨碍了他的人际交往，他其实更渴求缺失的赞美和鼓励。我经常肯定他的成绩。他在大学期间当了四年的宿舍长，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我从这个切入点做班委、室友的工作，学生们逐渐理解接受他。毕业分别时刻，他抱着我泪流满面，虽然我无法根本解决学生的家庭问题、性格问题，但我坚信付出一定会有所转变。
3.用脚工作
班级很多问题需要班主任亲自去了解、去解决，不能完全依赖班委，需要班主任脚踏实地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曾经在1999年担任过人文社科系办专9902班班主任，当时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教学任务、家庭负担较重，对班级的很多工作都委托班委代管，结果是学生和我的关系很隔膜，想给予帮助却往往由于前期的情感投入不足而大打折扣，这成为我的一个心结和遗憾。担任行政0603班班主任，也是想让自己圆满地完成这个“未完成事件”。我经常不定期地走访宿舍，独生子女性格张扬而脆弱，在走访的过程中，会发现情感问题、人际问题、学习问题，我和班委、室友和科任老师随时沟通，小问题及时解决，以免酿成大祸端。
班主任工作的收获
班主任是个良心活，做多少工作很难有量化的指标和衡量的机制，但所有的付出都有收获，学生会把我的付出传递给他人，我也会把他们对我的帮助延伸扩展到其他学生，世界因此而和谐共融，我付出很多，受益更大。
1.情感收获
节假日（特别是教师节）学生们的祝福问候的短信纷至沓来，他们诚挚的谢意和美好的祝福环绕着我，温暖着我，让我时时感受到学生们爱的热流！当学生毕业以后特意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礼物，把我和他们的父母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让我感动，让我快乐。教师的倾心付出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收获的快乐满足同样是名利所不能比拟的。
2.知识收获
学生是这个时代的领跑者，他们对于新鲜事物的理解、接受能力是我们不能企及的，他们让我了解掌握很多最新的技术手段，我将其运用于教学科研，事半功倍，可见，老师既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既是给予者，也是受益者，学生的前沿理念、时尚魅力和激情活力深深感染着我，催我奋进、促我前行，使我永远保持一颗不老的心。
陶艺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抱拳礼；武术；文化；伦理
1前言
“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体现了武术界对礼和德的重视。国际武术联合会规定抱拳礼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武术礼节。相比而言，抱拳礼作为武术特定的礼节蕴含的中国文化、伦理元素远要超过跆拳道的鞠躬礼。鞠躬礼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敬畏”与“服从”，而抱拳礼则是遵循儒家的礼仪，如恭敬辞让之心、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道。就其动作而言，其复杂程度也在鞠躬礼之上。诚然，作揖、拱手礼类似于抱拳礼，如不经特殊的培训，很难做出标准的抱拳礼动作，难怪像成龙、周星驰、梁咏琪等明星和著名的导演吴宇森在公众场合所做出的抱拳礼受到了指责，热心网友以“成龙周星驰姚明吴宇森不懂抱拳礼请不要侮辱国学”[1]一文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评论。成龙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又是功夫明星，在特定的场合其言行举止代表的是一国、其所作的“抱拳礼”受众则是全世界。有意思的是，国外大牌明星，如拳王泰森、奥尼尔等做出的抱拳礼甚是规范，说明这些明星是经过专门人员培训或是模仿了正确的抱拳礼动作，一是入乡随俗的需要，二则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对明星们的抱拳礼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理由指责和评判，毕竟他们大多不是专业的武术人士，况且他们还在为中华武术的推广做出自己理所能力的贡献。张松山先生曾经在《中华武术》撰文《抱拳礼：实礼容易实践难》[2]，看来还要加上统一、规范的施礼方法。由上可以看出，由于对“抱拳礼”礼节动作不熟悉，出现众多“乱象”；二是认为抱拳礼简单而忽视，出现了对抱拳礼不重视或慢待。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抱拳礼文化及伦理的理解。因此，正确的“抱拳礼”动作必然是建立在熟知其蕴含的文化及伦理，只有深刻感悟文化的力量和伦理的底蕴，我们才会从文化上自觉、内心上尊重、行动上要求重视抱拳礼，才不会慢待“抱拳礼”。
2抱拳礼动作构成及含义
由于我国还处于推广武术的特定历史阶段，现代武术与传统武术之间必然存在一些沟壑，但武术界对于抱拳礼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在诠释上存在某些细微差异，但并不影响作为推广的统一武术礼节。关于抱拳礼的阐释众多，现择其典型的、权威著作的“抱拳礼”加以分析。
3抱拳礼的文化元素分析
文化元素可以分为：五湖四海、五洲四海、四海、天下；武术、武林、武术界；尚武、文武兼备、犯禁；崇德；以武会友。
3.1武术、武林、武术界的含义
要对“武术”一词缘起及沿革作简要的概括，绝非易事。李小龙曾经以“功夫”初略地概括武术一词的历史沿革（见表4，原文整理为表，备注为作者添加）。并对“功夫”含义进行了阐释。“功夫是现在流行于美国的一个术语，它的确有很多其他的名称。在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功夫又叫国术或国技；在日本称为唐手(kempo)。”“功夫”这一个词，意味着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里的造诣、本领，意味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努力付出之后的成效累积。在武术中，它意味着朝向某种目标之道——增进健康之道、修养精神之道、自卫防身之道的长期训练与修养。[4]李小龙对“功夫”的沿革的概括显得初略，但也堪称精简。有些词实际在我国各个时期是并存使用的，如“武艺”。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新中国（大陆）以“武术”开展竞技，且主要是表演性质的内容，一方面则是李在世界掀起的“功夫热”，是以“电影”和实用格斗为主要内容。“功夫”或“Kungfu”与“武术”“Wushu”“ChineseMartialArts”引起的误解及混淆便一目了然了。武术的表演与实用之间的矛盾在武术推广的早期就存在了，即国外早期是以李小龙为武术开拓的实用性，而国内推广的武术是表演性和健身性的。武林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武林的存在是旧社会法律制度不健全决定的，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时候，需要借助一定的武力、江湖道义得以维持利益与道义。社会主义制度及法治的建立，武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不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武林”也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武术界是与武术有关，且以武术谋生建业群体的通称。民国早期武术界试图以武术救国，在民族的存亡之际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天我们论及的武术界，指的是社会主义传播武术、热爱武术的各类人群。综上，“武术”衍生的文化元素绝不仅于上述。作为官方推广竞技武术只是“大武术”的一个点。正是这些决定武术丰厚的文化底蕴，与此同时，也是引发矛盾的所在。
3.2五湖四海、五洲四海、四海、天下的含义
“四海之内皆兄弟”，语出《论语•颜渊》。其中的“海”其实指的不是真的大海，而是古代疆域的范围。“四海”指的就是夷、狄、戎、蛮，或者说疆域四至到当时的夷、狄、戎、蛮四方异族所包围的范围。“四海”的“海”字既有“远”的含义，也有深、晦暗、不了解之意。古代交通不便，这大概也是古人称其为“海”的原因吧。[5]周天子统治的大疆域称为“天下”（或作“四海”》，而侯王的封地称“国”，卿大夫的封地称“家”。后来用国家为“天下”“国”的统称与通称。[6]综上，“五湖四海”“五洲四海”“四海”都是指天下的意思，是一个特指中国的地域性概念。今天我们在推广武术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包括世界范围之内。
3.3“以武会友”的含义
“以武会友”可能来源于“以文会友”。武术界对于“以武会友”有褒有贬。王广西在《中国功夫》一文中明确指出以武会友的弊端：“武术家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争强好胜，喜欢同人比试。不少人艺成之后行走江湖，以武会友。所谓“以武会友”，就是凭武功广交朋友，在与同道会面时往往要较量武功，双方都要争这个脸面，谁也不甘心落败，所以往往是全力以赴，视对手如死敌，伤人之事时有所闻。所以，一个成名的武术家，一生中不知要与人交手多少次。一般的武术家都具有强烈的胜负意识。他们从初学武术时，就牢牢树立了“以技胜人”的信念，在这种胜负意识的支配下，武术家常常保持着高度的临敌心态，似乎随时随地都准备同入较量，所以随时随地都有一种戒备心，都要保持较佳的竞技状态，以备一旦有变，立即出手。这种时时保持着的临战心理使武术家们总是处在一种情绪比较紧张的状态中，而且数十年如一日，这无疑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现代医学认为，长期的精神紧张状态对人的健康是很有害的，容易导致心血管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容易诱发癌症。”[7]王广西先生针对某些习武之人争强好斗的特性，提出了自己对“以武会友”的危害性，在当今社会也不失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时期的“以武会友”，主要是通过“武”为发展经济、文化等搭建平台，招商引资。武术活动讲究“以武会友”，即通过习武的共同爱好，可以切磋技艺、扩大交往、交流思想、增进友谊。武术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各国武术爱好者的交流，使他们通过练习武术，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举办武术的竞技比赛、演武大会等，还可以促进经贸往来，为经济的繁荣作出一定的贡献。[8]
3.4犯禁、尚武、文武兼备的含义
“儒以文犯乱，侠以武犯禁”。韩非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于游侠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将之视为“五蠹”之一。在韩非看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这正是社会败乱的根源之所在。他认为，“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酒，人臣之私义也”，国家的法令代表的是社会“公义”，而游侠的行为以及他们所倡导的“仁”“信”均是出于私义，“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子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应该说，韩非清醒地意识到了游侠及游侠风尚的负面影响，看到了其徇义枉法的一面，也体现了韩非思想的深刻之处。[9]韩非子对游侠“武”的批判，是建立在游侠危害社会之“公义”的前提之下的，并不是直接批判武术。但由于韩非子对“武”几近否定的态度，对于后世武术的发展负面影响深远，人们对与“武”相关的“武术”，则大多不分青红皂白，引用韩非子的态度进行批判武术，一方面，由于这种看似毫无相干的批判，却建立了武术与非子思想的某种关联；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批判，使得我们看到韩非子思想对武术后来的发展影响深刻。近代体育对武术的改造是对我国崇文抑武思想的批判，是建立在尚武精神基础上的。尚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扩张；二是体育运动。即，近代尚武一方面反映的军国主义的思想，一方面反映的是通过体育来培育国民的精神。尚武精神是什么？通过我国近代学者、思想家等的诠释，我国的尚武精神实质不同于军国主义思想的尚武精神。军国主义的尚武精神，如希特勒、日本等则是军事武力的崇拜，而我国早期尚武的精神则是呼唤孱弱的国民应具备斗争精神、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武术显然可能成为一种技术手段或具有此种功效的工具而已。我国武术所提倡的“尚武”，不同于军国主义的“尚武”，而是一种勇武坚强、自强不息的精神。“尚武精神”是在民族存亡之际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以此为精武体操会的题词。然而，中国社会的“尚武”却是建立在长期“崇文抑武”背景之下的。
从北宋的“崇文抑武”到南宋的“崇尚文治”，虽然是统治阶级对“武将”权利的掌控及抑制，但由此中国便走向了“武风不振”“孱弱有余”，一直积弱到近代社会，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有识之士试图通过“武术”救国，强民、强国、强种的思想因运而生。崇文抑武——主要体现在统治阶级采取某些政策对武官或武将的权利进行消弱及抑制，是一种政治层面的策略。其态度变现为重文轻武。到了宋朝，特别是北宋尤为严重，宋建国后，一改唐末、五代之重武风尚，实施崇文抑武政策。崇文抑武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其政策较之于唐末五代甚至其他朝代来说，文臣的地位提高了，武臣的地位降低了；另一方面，就北宋一朝来看，文臣比武陋地位要高得多。而且作为‘贯穿整个宋代的崇文抑武政策并不是一蹴即成和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总的来讲，直到近代列强的侵略，才重视重拾尚武之精神，可见尚武的沦落危害之大。以至于日本称我国为“不武”之民族，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我们认为我国历代“尚武”，似乎只是近代尚武之风不及列强的铁船利炮。实际上由于尚武早已沦丧而养成的不武则是精神的毒瘤。清代初年，产生于河北省的以颜习斋、李恕谷为代表的颜李学派，是一个主张文武并重并积极从事武术活动的学派。颜李学派在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国武术史上尤其值得表彰，值得研究。现代历史学教授马明达先生在“颜李学派与武术”一文中写道：颜、李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动不主静，主实践不主虚文，主实文实行、实习实用。颜习斋曾经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他强调“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他认为，真正的儒者要以孔子为楷模，既能文又能武，博学通达而体魄强健。那些视武技为“末技”的程朱之徒，平时侈谈心性，自鸣儒雅，到国家危难之际，一个个束手无策，毫无用处。颜习斋亲身经历了明朝灭亡时士大夫不是坐以待毙就是引刃自绝的悲惨情景，因此对程朱之流的弊端、其是理学家重文轻武的积习，深恶痛绝。他不禁大声疾呼：“文武缺一岂道乎！”早年在为《新青年》所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颜习斋“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10]文武兼备体现对文武之道的并重。
3.5崇德
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本位的文化。在儒家与中围传统文化中，更是把道德智慧看做是高于对一般具体事物的认知能力的“大智”。也就是说所谓“大人”就是“大智”“大勇”“大仁”之人。所谓大智就是在眼前与长远之间能够看到长远的，从部分能看到整体的，从自我与他人的角度说，能够看到他人的，从人类与宇宙的角度说，能够看到宇宙的就是大智，在社会生活中，这种超越的大智必然体现为一种道德的、人生的大智慧。[11]在中国传统的武术文化中，与其他国家的拳法理论形成鲜明区别的是：中国的武术是以武德为宗旨和灵魂的，而武德自身形成了完整的规范体系，从而历经干百年而不衰，历经磨难而不绝，使人在修炼中体会至高至深的道义观念。著名的当代拳师李小龙在创立自己的武术流派时，取名为“截拳道”而不用“截拳术”是耐人寻味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武德的宗旨是崇德尚武，健身卫国。武在汉字中是由“止”和“戈”两个字构成的，意思是通过使用战斗的武器和利器，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中国的武术并不崇尚暴力，不崇尚武功本身，而是崇德尚武，健身卫国。为武之道，以德为本。只有以崇高的品德做基石，才能提高武功。[12]
4抱拳礼的伦理元素及意蕴分析
4.1传统武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兄友弟恭”
为什么武术的抱拳礼最终体现的是友好、团结以至于以传统家庭伦理的“一家人”为伦理追求目标。“一家人”的伦理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孝从广义上理解可以是下辈对长辈的尊敬与关爱，包括了子女对父母的孝，弟弟、妹妹对兄长和姐姐的尊敬称为悌，这就是我们传统家庭的孝悌伦理。延伸到社会则是对长辈、祖先的敬畏也可以称为孝，年龄相仿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则主要是悌。孝悌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等级秩序，而正是这种尊卑等级秩序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陈正雷先生关于抱拳礼的伦理概括为“兄弟友谊”，实际上这就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兄友弟恭”或“兄友弟敬”。武术或武林为什么要讲求兄弟关系，寻根究底是由于中国家庭的“孝悌”应用于社会。兄弟关系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必须遵守长幼有序的等级秩序。关于兄弟关系，《白虎通》作了这样的说明、规定：“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顺行笃也。”（《白虎通•详论纲纪别名之义》）它要求，为弟者应像事父那样事兄，事事敬顺。兄既“况父法”，地位自然更加提高。在古代，兄弟原本不平等，经由《白虎通》的这一规定，兄弟间的不平等更显突出。[13]传统兄弟的伦理是如何转变成异姓之间的“兄弟”关系。首先“兄弟”关系为朋友关系提供了道德支撑与奠基。朋友的概念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是一种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平等关系，但社会上朋友也可以称为志同道合之人，乃至不在乎年龄的“忘年之交”，中国社会特别注重将朋友资源转变资本为己所用，“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多了路好走”，广交朋友成为事业的基础。一旦朋友的角色确定，朋友间就需要借助传统家庭伦理的“孝悌”关系，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称兄道弟”的目的就是论资排辈，建立一种等级秩序关系以便维护从朋友之间的信义关系到兄弟之间的“孝悌”关系。兄弟之情本属于家庭内部的伦理道德，经过“相扶相爱”成为不同家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范畴，继而成为武林人士出入江湖的信条。
“天下武林一家人”伦理关系的确立是下层民众“相扶相持”的关爱关系在武林界的实践。也正是这种人间的关爱才使得刀光剑影的武林成为吸引民众的地下社会。兄弟如手足”便是将异姓兄弟视为手足一样不可缺失，需要相互关爱。武林界之所以推崇“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一家人”，是因为兄弟伦理规范虽然源于宗法制度下的等级制度，但更倾向于“相扶相持”的关爱。容易被普通的大众所接受，这就是武术界倡导的“天下武林一家人”信条。正是武林人士积极的伦理践行，才使得传统武术伦理与传统家庭伦理的关系显得密不可分，完成了从家庭的兄弟孝悌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武林一家人”的伦理转变与实践。《孝经•开宗明义》载孔子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爱护自己的身体，是孝的开始。孟子说：“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是五种不孝的表现之一。好斗，或者毁伤自己的身体，或者打伤了别人，都会给父母带来忧伤与麻烦，都是不孝的表现。[14]孔子指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求无厌）。”这种“三戒”的养生之道，按照人生少年、壮年、老年的不同阶段，结合各自“血气未定”“血气方刚”“血气既衰”的生理特征，有针对地指出戒色、戒斗、戒得的不同养生方法，自然是较为明智的。然而就两性需求的“色”来说，并不是说少年要戒，中、老年就不要戒了；其他的戒斗、戒得，也莫不是这样。[15]民间武术虽然不同军旅武术，后者可以称为是“杀人的勾当”，而前者则是“点到为止”，因此武术是不能轻易用来伤害人的。这种观念至少提供两种说明：一，身体是不容自己和他人侵害的，自己要想爱护父母一样爱护自己的身体，二是他人侵害自己的身体则是侵害父母的身体，因此，这种侵害就成为了以“孝”来进行“复仇”的依据。因此，在武术中是不能轻易侵害他人身体的。
4.2对“勇”德的解释
4.2.1武术之勇显然，归纳出关于勇的论述是见不容易的事情，要确切地给勇敢下定义则更难。有人认为勇敢是不畏惧可怕事物的行为，怯懦则是畏惧可怕事物的行为。有人则是从义与不义来区分勇，如《左传》中“帅义之谓勇”，蔡元培说：“勇敢而协于义，谓之义勇。”义勇就是符合道义的勇敢，是符合道德原则的勇敢，主要是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勇敢，而不义之用则是违背道德原则的勇敢，主要是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勇敢。这是从是否合乎道义的性质来对勇敢分类的，勇敢还以是否合乎智慧的性质为根据而分为英勇与鲁莽。[16]唐凯麟，张怀承教授将儒家含有“勇敢”的词汇进行了归纳（见表5）。表5对勇的概括有褒有贬，可以看出，勇有大勇、小勇、死勇、血勇、义勇、君子勇、小人勇等诸多含义。儒家的广泛的含义为武术之勇提供了指导、学习的素材。武术需要的勇应该是大勇、君子勇。而道教关于的勇的论述是“勇者，见善必为，知过必改。”（《道藏精华录》上《道学指南•吉德三十条》）[18]现代社会对此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在考量勇的时候，必然考虑勇、义、智慧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智、仁、勇，天下之达德也”。儒家把勇敢、智慧、仁义并称为三达德，在古希腊则为“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可见勇存在普世价值。武术历来批判“暴虎冯河”之勇，如“死勇”“血气之勇”，武术虽然是一种技艺之道，更提倡培养的是英勇（英明智慧的勇敢），正是武术的特有之处。
4.2.2武术之养勇《苌氏武技书》认为：勇气根源，“天地正气集吾中，盛大流行遍体充。孟氏所谓浩然者，更有何气比其能。”[19]何谓“浩然之气”？孟子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之气，是由内心之道义进发出来的浩然正气，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精神。因而，豪杰之士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不贬低、轻视自己，它与君子的谦逊形成鲜明的对照。孔子曾说，若圣与仁，则无岂敢？“而孟子则宣称，“尧舜与人同耳”（《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直以圣人相期许。[20]豪杰之士有着刚毅的意志、宽广的胸怀和凛然的正气。这是由于豪杰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恢宏的气魄，以志帅气，故能“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而一旦伸其志，就化为浩然之气。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要人们养浩然之气，要有“大丈夫”气概。中国武术历来以立德养性为本，主张养气合道，文事武备，从来反对好勇斗狠、凶残暴戾。在许多武术家眼里，练武只是立德养性、强健身体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武术界历来把武德视为头等大事，各门各派都立有严格的“门规”。一个人，不管他武艺多高，一旦干出了大奸大恶之事，也必为武林中人所不齿。同时，武林中的各门派也都训戒本门派弟子不得轻易与人交手，惹是生非，更不准倚仗武艺欺凌不会武艺的人，又共同提倡见义勇为、锄强扶弱。中国武术以内功为根基，内功以养气为基础。养气以太和为旨，不偏不倚，不刚不柔，亦刚亦柔。太和之气与争强好胜之心背道而驰。气合于理，拳合于道，气愈充盈而争强好胜之心愈消。所以练拳的人功夫愈高，脾气反而愈好，心胸愈加开阔，极少与人斗气争胜，逞一时之强。这种以立德养气为本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武术所独有的。[21]
《少林拳术秘诀》的开篇即是“气功阐微”，强调武功要“以气功为始终之则”。可见，“气”在少林武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少林拳法一向注重“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讲究“内外兼修”，达到“内三合，外三合”。少林内功有养气和练气之说。少林内功中的“练气”，是在佛家禅功基础上结合道家气功锻炼方法而形成的练气方式，是一种结合调息的身体锻炼，通过锻炼，达到“气在先行，力在后随，丹田盛而气力足”。“养气”则讲究“以道为归，以集义为宗法”，即“养浩然之气”。此说来源于孟子，在孟子看来，气是充塞宇宙天地之间的“元气”，一定要配以道德、正义，否则它就会干瘪无力。在《坛经•般若品》中有，“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显而易见，禅宗与孟子“养气说”的含义是一致的。因此，少林武学中的“养气”，要求习武者摒除各种欲望和杂念，不断地完善自身道德的过程，有“养气不离性，练气不离命。欲要养气修命，需使心意不动”之说。在谈到如何才能“养气”时，妙兴大师曾指出：“明晓生死，洞察虚幻，悟彻真假，澄洁心智，远离思虑，断绝情欲，摒除嗜好，力戒暴怒。”“遇到一切外魔、挫折、嘲讽和侮辱，都能坦然处之，无动于心，久而做到心志专一，坚守吾真。”这其实就是修身养性，也是修禅所要达到“见性”的境界，这与武学“养气”的目标在实质上是统一的。[22]5结语抱拳礼作为中国传统的独特礼节，由于包含“谦让”“友好”意义，在其它的行业也常使用，这样不难理解明星们也在通过“抱拳礼”展示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而作为武术礼节的抱拳礼，应重点体现“武”“尚勇”等武道精神特性，武术界人士在实用抱拳礼的时候，应该是体现一种不卑不亢、威武刚勇的精神。竞技武术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在遵循现代世界通用礼节的同时，应突出武术的民族特色。抱拳礼动作虽然简单，但蕴含的文化及伦理底蕴深厚，只有深刻领悟了其中的内涵，才能在实践中得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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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一1937年末到1939年下半年是老舍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高产期。应和着战争的“大势”，老舍在这一时期全面放弃了在新文学领地上的探索精进之路，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两件事情上：一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建设，二是战时通俗文艺的建设。
战时通俗文艺，就是应和了抗战宣传的需要，以通俗化、大众化为旨归的文艺创作。抗战前期，写宣教性的通俗文艺，是为了配合前方抗战刻不容缓的急务，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也是很长一段时期作家们趋之若鹜的时髦。老舍在这一时期写了不少的京剧、鼓词、歌词、故事、相声。老舍写通俗文艺，既出于类乎本能的报国冲动，也根源于自幼养成的民间情结，这都是无可厚非，大可称道的。然而，抗战初起时段的兴奋、热烈、冲动过去之后，老舍尖锐地感受到“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1。
由于老舍的市民出身，通俗文艺对于老舍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从幼年就经历的戏曲曲艺的熏陶使老舍在投入以通俗文艺服务于抗战的创作潮流时比一般作家更为自觉和果决，但也使老舍在投身于中的时候更为清醒地意识到通俗文艺这一艺术形式某些天然的缺陷，尤其是它与新文学事业的质的冲突，因而产生出更大的痛苦。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冲突由来已久。蒋祖怡曾赋予通俗文学以“人民文学”的概念，总结其性质为：（一）“是口语的创作”，（二）“是集体创作的”，（三）“是勇于接受新的东西的”，（四）“是新鲜的、活泼的、粗俗的、但却是浑朴的”。认为，“因为是无名氏集体创作的，所以个人主义的文学史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因为是粗俗的，所以形式主义的文学家批评家鄙视了它。”2通俗文艺的集体制成性、俗鄙性、程式性特征使它在本质上与作家的个体性创作无法对话；那历代传承，因担负了教化功能而荷载了过多传统伦理观念、迷信思想的积重难返的精神的落后性更是直接与新文学的启蒙意义相抵触。尽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把矛头指向用“死语言”文言为工具的“死文学”，而旧的通俗文学因为蕴含新鲜活泼的口语因素甚至得到过某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青睐，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辽金元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盛誉元代文学中许多作品为“可传世不朽之作”3。但是这种唯形式论不久即受到周作人的批驳。他的《人的文学》从文学与精神的关系的角度剔除了包括传统市井小说、戏曲在内的十种“非人的文学”，诸如“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和“神圣的父与夫”的“奴隶书类”以及各种非人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而这些，正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主体。“人的文学”的立论在新文学运动中是一件大事，它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人性主题，回过头来看，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不避俗语俗字”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主张倒是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绵延不断的因趋近通俗而迷失自性的失误有着直截的关联。抗战时期“旧瓶装新酒”的积极主张者之一王受真就说过：“旧瓶装新酒创作手法的实行，恰是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精神的继续”，另一位立论者赵象离认为：“五四时代所否定的旧形式，乃是脱离大众口语的文言文，即所谓‘桐城谬种，文选妖孽’。至于我们现在所运用的旧形式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以及土腔小调，歌谣谚语与民间传说故事等形式，当时不但没有否定，反而因其接近口语通俗化（平民化）的缘故，曾经有意识的加以提倡。”4如此等等，和《文学改良刍议》实在是如出一辙的。
关于“旧瓶装新酒”，老舍有个十分明快的说法，就是“旧形式新材料”5。在文学创作中引进“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消解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和创造性特征，以通俗文艺取代新文学。这一时期，老舍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创制了一批抗战宣传品，它们大多体现出“旧瓶装新酒”方法的机械和生硬。那些急就章式的抗战京剧，如《新刺虎》、《忠烈图》、《王家镇》，剧中人物的自报家门、定场诗、下场诗、下场对，夹在剧情中的直白的抗敌宣讲，不但无法完成京剧艺术所要求的和谐统一的美感，反而由于过于鲜明的时代感和既有的戏曲程式的不协调显得有些滑稽和突兀。通俗小说也是如此。《兄妹从军》是一篇严格按照评书套路经营的尝试性质的通俗文艺作品。小说中既有诗篇又有赋赞（如英雄赞、美人赞等），通篇充满了评书中习见的句式如“话说……”，“这且不言，单表……”，“按下……不表，单说……”，然而这种改良版的评书仅仅袭得了一般评书之形，却缺乏达成评书精神的龙蛇笔法和环环相扣的情节安排，人物不但类型化，而且失去了评书中民间人物的生动性，这使得这篇“旧瓶装新酒”式的通俗小说成为一篇纯粹的宣教文艺。如此看来，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完成的文学作品，非但顿挫了新文艺的正常行进之路，而且损伤了通俗文艺本身的艺术美，完全以宣传取代艺术也便没有了艺术。因此，老舍在事后这样反思和检讨：“等到抗战的时间愈长，对于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因此也更装不进瓶里去，一装进去瓶就炸碎了。”6
在学理上，老舍也不断地对通俗文艺这一艺术形式蕴含的矛盾命题进行着思考。1938年，他写作了《谈通俗文艺》7，从文字、内容、思想情感、趣味四方面比较了新旧文艺形式的差异，指出：一、在文字上，通俗文艺“照直叙述，不大拐弯”，“文字即使有难懂之处，但跳过几个字去，并无碍于故事的发展”；新文艺则“好拐弯，一来图经济，二来讲手法”。二、在内容上，通俗文艺“丰富充实”，故事“有头有尾，结结实实”，“满膛满馅”，善用“大包围”手法；新文艺则抒情伤感，“灵空精巧”，“善利用角度，突破一点”。三、在思想和情感上，通俗文艺“所要求的效果不很大。它没有多少征服的野心。反之，它却往往是故意的迎合趋就读众”，并且“近乎取巧，只愿自己的行销，而忘了更高的责任。”而“新文艺的方法即使不巧妙，可是态度是不错的，它立志要改变读者的思想，使之前进，激动情绪，使之崇高”。四、在趣味上，通俗文艺必须“设法使作品有趣，才能使读者入迷。”而新文艺由于首先不是娱乐品，所以“趣味”不是它的必然要求。以上比较证明老舍在积极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文学本性的思考，他郑重指出，过于注重故事性、娱乐性将严重地斫伤作品的文学性，迎合市井趣味的夸张描写和新文学的本质是天然悖反的。
从“五四”起步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政治之力的帮助”8之下，引发了通俗文艺的几度兴盛，直至“样板戏”这样的“旧瓶装新酒”式怪胎几乎占领了中国文艺的全部空间，这一演进道路绝非偶然。周作人曾经指出：“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9鲁迅则说：“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10在这里，无论是周作人还是鲁迅都指出了通俗文艺在过于讲求故事性、娱乐性的方面所存在的天然缺陷。通俗文艺，不可否认地，首先是娱乐品，始终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作为通俗文艺作品难以摆脱的紧箍咒，民众的心理期待中又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于世俗民间的种种劣根性，如三纲五常的人伦秩序、定命论、鬼神论，总而言之是对压抑人性遵从封建道德规范（不排斥其中包含有人性成分和合理成分）和不可知神秘力量的民间思维原则的强调和褒奖——而这一切则是以“撄人心”为宗旨的新文学批判与扬弃的主要对象。
由写通俗文艺引发出来莫名的“苦痛”感，并在此基础上对通俗文艺还是新文艺这一致命问题进行认真反思，显示了老舍在市民身份和知识者身份之间、“国家至上”理念和启蒙主义之间的难以抉择的尴尬。通俗文艺的创作给老舍带来了无尽的困扰和苦痛：“说真的，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摸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像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11在这种切肤的苦恼中，老舍调整了自己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新文艺的坚持日益变得坚定了起来，也单纯了起来：“通俗文艺与图画，亦正如是。为宣传，不可不提倡，而提倡之诚所以弥补缺陷，非欲以婢为主妇也：不可不辩。”12
二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是之前关于“旧瓶装新酒”问题的论争的延续，它们是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在抗战时期的旧话重提，也是新中国时期以“必须在人民群众的面前取得考验”13为宗旨的文艺政策的前奏。中国现代作家群通过这次论争，廓清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疑问，也袒露了他们对“文艺大众化”与"五四"新文学方向的消长问题的真实倾向。具体到老舍，这方面的论争至少是帮助他完善了对自己抗战前期通俗文艺创作的反思，也导向了1941年前后老舍在文学风格、题材、体裁选择上的回归自我。
老舍是在“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后期介入这场论争的。他明确表示：“我的回答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旧形式的实地试验的结果，并非从理论出发”14，这是实情。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老舍并未在理论界的争执热点上纠缠甚至停留，而是直奔主题，以是非判断来表明态度：“这一年来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这个否定就是我对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回答。”15除了继续陈述三年来以“民族形式”取代新文艺创作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经验”16和“像找替身似的女鬼”般的“民族形式”使自己“步步堕陷，不知不觉的陷入旧圈套中”17的苦恼之外，老舍把这一次反思的着眼点落实在建设上。即“破”了“民族形式”的“圈套”之后，应当“立”什么和怎样“立”这个问题上。
关于应当“立”什么的问题，老舍的回答非常明确，而这也是老舍经历了抗战前期百转千回的尝试、思考、反复之后得出的结论：“我是赞成仍沿用我们五四以来的文艺道路走去，只要多注意自然，不太欧化，理智不要妨碍感情，这是比较好的一条路。主要的问题在深入大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更深的同情他们，这比只知道一点民间文艺的技巧，更为确实可靠。”18至此，老舍作为一个“捍卫新文艺的战士”19才真正以对新文艺的择取排解了自抗战以来缠绕不去的“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关于怎样“立”的问题，老舍认为首要应当解决的是通俗文艺的定位问题。老舍1942年在演讲《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中陈述了来自苏联的“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口号如何取代了“旧瓶装新酒”的口号，同时“民族形式”又如何因为国情的差异转为“民间形式”同义语的过程。这是老舍在各种概念混杂莫辨的实际情势下做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老舍所理解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讨论的焦点正在于“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如何应用”20之上。由于“民族形式”即“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也即现成的固定的和程式化的通俗文艺形式，它与“必须是创作的，决不能模仿的，要顾到言语美，描写的特色”21的新文艺在本质上势同水火。但是，抗战宣传的客观需要既然使得通俗文艺即“民族形式”在众多的文艺形式中一枝独秀，成为最经济、最实用、最受民众喜爱和最易为民众接受的文艺形式，身为抗战文坛领军人物之一的老舍对它就不能不有所顾虑。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老舍聪明地提出了“分工论”。这可能是需要通俗文艺更需要“创作的”文学作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个方向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头来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用，那么，就由专家和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困难，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22。这是老舍对当时文艺界分工情况的描述，从语气上看，也是他认为的最为适切的解决办法。
与上引老舍发言相呼应的，还有老舍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中所说的：“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23老舍此后以自己自觉的新文学创作实践了这一思路，并且通过其他方式进一步贯彻了这一思路。例如新中国时期老舍任编委或主编的《说说唱唱》等刊物的存在就是对这种“分工论”思路的一种贯彻方式。但是老舍这个时期对通俗文艺作品制作的再次投入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条思路。新中国时期，老舍由自觉地重拾通俗之笔，在建国之初、“反右”时期和“”时期写作了大量通俗文艺，甚至在1966年不得不以一段宣传性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涯，这样的经历与1941年前后老舍向“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回归形成了过于鲜明的反差，也同1937年到1939年老舍向通俗文艺不计代价的投入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呼应。
从根本上看，发端于1930年代，历经数次争论，又因巩固新政权的时代需要被定于一尊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一个文学还是宣传，自由主义还是功利主义的问题。老舍终于陷入这样一个困境，不能不说与他抗战时期亲历的通俗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老舍在抗战时期陷入并终于走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的经历，为他在1950－1960年代再次陷入却再也走不出更深切的“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三在时代的召唤下，老舍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通俗文艺，并且在这个方向上不停顿地一直走到生命尽头，既取决于他的源初的市民身份，又导因于他的性格因素。
北京底层市民的身份虽说只是老舍最早一段生命旅程的标识，却构成了老舍的喜好、观念、关切点、知识面以及由之延展开的创作、思考和一切行为的底色。关于老舍抗战时期对通俗文艺写作的关注和投入，可以说是本来就深烙着民间印记的老舍向着既然身份的一次探索性的回归。
首先，民间形式对于老舍来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自然得益于老舍从幼年开始领受的通俗文艺的熏沐。老舍1959年在悼念自幼的好友罗常培时有这样的回忆：“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24这种童年经验造就了老舍对戏曲和曲艺的终身的热爱。这种热爱与熟悉非常明显地透露于老舍战时（并且同样绵延到新中国时期）的数量可观的通俗文艺论文中。比如《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就有大量的对《三国志演义》、《铡美案》、《施公案》、《彭公案》、《剑阁闻铃》、《黛玉焚稿》、《秋胡戏妻》、《武家坡》、《汾河湾》等通俗文艺代表作品的如数家珍的分析。这热爱与熟悉从而也使得老舍比一般的作家更为主动也更为迅速地进入角色，遽然成为一名通俗文艺工作者。在1938年的一次文协座谈会上（老舍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作家们指出，建立和展开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要求“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文人”为了民众“改变生活”，清除“精神上的积习”。这是指向隔膜于民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相形之下，我们不难觉察，对老舍来说，决不存在“改变生活”和清除“精神上的积习”的问题；恰恰相反，这次面向民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彻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与老舍的创作之旅一样，它也绵延到了新中国时代，并且延续到1970年代后期——唤醒了老舍心灵中深藏的那份对通俗艺术的知根知柢的喜爱，使得他的“大众化”显现出特异的真诚和执著。
其次，对民间形式的熟悉也使得老舍抗战时期的走向通俗成为一种相当彻底的倾向性的转变。从自幼熟悉的通俗形式中，老舍除了习得了许多形式的技巧之外，还从精神上传承了其中包含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这一切无不在老舍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创作中得到体现，并且借助某种惯性影响了他相当一部分的新文学创作。
这方面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老舍自幼喜爱的武侠小说的思维范式在抗战时期的浮现。老舍曾经这样回忆童年时期的武侠小说（评书）阅读（收听）经验：“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25类似的场景后来我们可以从带有自传性倾向的《牛天赐传》中读到。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就不断出现的侠义者从天而降解决冲突的构思方式（《老张的哲学》：孙守备救李静——《赵子曰》：赵子曰救谭玉娥，李景纯救王灵石，李景纯刺杀贺占元——《离婚》：丁二爷杀小赵救天真一家——《牛天赐传》：王老师救牛天赐——《骆驼祥子》：曹先生救祥子）无疑与这种“黄天霸情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在抗战大形势的激发下，侠义观念借助通俗文艺的形式找到了恰当的释放口。老舍抗战时期的叙事类通俗文艺作品无不具有武侠小说的某些特征，尤其在那些为国舍身的侠士侠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小说《蜕》、《人同此心》、《八太爷》、《四世同堂》等也程度不等地投射了老舍心中的侠义观念。这种侠义观念是与人物的脸谱化（善恶分野）、情节的雷同化（夸张巧合、因缘果报）同谋共生的，当它作为通俗文学的构件时，与文体尚具有一定的谐和度，而当它为新文学作品一再援求的时候，就不可免地显露出缺陷来。堵西汀（《蜕》）和钱默吟（《四世同堂·偷生/饥荒》）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失败即可以追索到这一重由来已久的武侠因缘。
